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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对头相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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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。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(196~219年)。黎东方先生在《细说三国》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,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,有些却不曾涉及。其中如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嵇康、阮籍,他俩都死于魏末,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(传见《晋书》)。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,所以,本篇的题目用了“魏晋之际”的字样。

    “竹林七贤”是指嵇康(223~262年)、阮籍(210~263年)、阮咸(阮籍的侄子)、山涛(205~283年)、向秀(约227~272年)、王戎(234~305年)、刘伶七人。《三国志·王粲等传》裴注所引《魏氏春秋》以及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晋书》嵇康等传,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,问学议政,意气相投,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。

    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,当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几年中,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,再晚,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。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、脱略形迹、喜读《老》、《庄》的人,但详察各人生平,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。

    嵇康字叔夜,是曹氏的女婿,做过中散大夫。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,抱坚决反对的态度。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,他大为光火,写信与其绝交。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,“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。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,结果被强加一项“想帮助毋丘俭造反”的罪名给杀了(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[255年]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,兵败而死)。

    阮籍字嗣宗,他与嵇康同志,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:他爱饮酒,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,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,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。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,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。邻家有个美女,常当垆沽酒。他到她的店里喝酒,喝醉了,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,他自己不以为意,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。其实,他的“纵情、败礼”,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,以示自己嗜酒如命,无所作为。但有两件事,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。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“通达、不饰小节”,说:“仲容(阮咸的字)已豫吾此流,汝不得复尔!”二是他的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)的《自叙》中说:“若自绝于礼法,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,不如绝之。其视富贵有同盗贼,志在济世,而迹落穷途;情伤一时,而心存百代。”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。

    向秀字子期,和嵇康友善。嵇康会打铁,向秀常做他的助手。嵇康死后,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。司马昭看到他,冷言问道:“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,怎么会来到此地?”向秀只得说:“以为巢父、许由等,对尧不够了解,不值得模仿。”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,他听了自然满意。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,嵇康、阮籍是不肯说的。向秀注过《庄子》,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,撰成新注(一说郭象窃取向注,只补了未完成的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两篇)。郭象字子玄(?~312年),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(秘书),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。这样一个人竟爱读《庄子》,似乎很矛盾,然而这种情况,历史上并不少见。

    刘伶字伯伦,是个放浪形骸的人。他写过一篇《酒德颂》,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。

    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、阮籍截然相反,都在晋朝做了大官。

    山涛字巨源,与嵇康、阮籍等都爱好《老》、《庄》,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。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,魏末虽很受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的信任,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。在晋初,他做冀州刺史,能够搜访贤才;后来做吏部尚书,对所举荐的人物,“各为题目”(分别作出品评),再为上奏,他的评语,当时号称“山公启事”。嵇康写信与他绝交,后在得罪临刑时,却对儿子嵇绍说:“巨源在,你不要怕没人照应。”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。

    王戎字溶仲。幼时有胆有识。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,别人都害怕逃开,他却神色自若,站着不动。有一次,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,见李树结满了果实,同伴都奔过去,想摘来吃,只有他不为所动,说:“树在路边,结了果实,却没有被人摘光,那一定是苦李。”后来一尝,果然如此。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(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)。王戎十五岁时,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。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,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。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。他做官没有政绩,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;拜了司徒,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,自己不管不问。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,与时浮沉,只求保全性命。但平时,他孳孳为利,到处购置田园、水碓,还常执牙筹,亲自算账。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。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,因怕人家得到种籽,所以出售之前,要把果核挖掉。清谈家好说虚无,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。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。

    王戎是琅邪临沂人。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。他的堂兄弟王衍(256~311年〕,字夷甫,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,和乐广(字彦辅,?~304年)是晋初名士的领袖。

    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(240~249年)开始的。之前,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,至何晏、王弼等才转而谈玄,即以《周易》、(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“三玄”,立论率以“天地万物以‘无’为本”为宗旨。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,“三玄”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,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,把世事都看作俗务,那就太过分了。其实,当初何晏谈玄,并未荒于政事。他做吏部尚书,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,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,才被说得一无是处。到了王衍手里,他虽身居高位,却不能匡正时弊,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,口谈玄言,其“不以经国,而思自全之计”(《晋书》本传语),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。对此,本篇不拟具体多讲,只说他的末日一节,就可以见其为人了。永嘉五年(311年),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,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,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。这时他就对石勒说:“晋朝祸败,与己无关。本人不喜为官,不豫世事”。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,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,想以此保全自己,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。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,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。

    乐广与他不同,无论做什么官,在职时似无作为,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。当时有些名士,如王澄、胡毋辅之等,为了表示通达,有时把衣服都脱光。乐广听了觉得可笑,只说:“名教中自有乐地,何必如此!”他官至尚书令,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,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。

    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,如阮籍的《咏怀诗》已见上述。西晋初年,三张、二傅、二陆、二潘、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,均属文学史上之“太康时代”的中坚人物。三张是张华、张载、张协;二傅是傅玄、傅咸;二潘是潘安、潘尼;二陆是陆机、陆云;一左是左思。

    张华字茂先(232~300年),他的事功已见前篇,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。这主要有两条。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,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。二是写了一部《博物志》。这部书内容庞杂,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,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,鲁迅把它归入“六朝之鬼神志怪书”之内(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五篇)。他写的诗赋,在当时很有名气,但近人已不大读了。其余二张,张载字孟阳,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,留传的作品都不多,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,可以从略。

    傅玄字休奕(217~278年),他在世的年代稍早,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。他做过司隶校尉,写的诗清新隽永,而见识更有可取。他不赞成清谈虚无,主张无鬼论,认为人死之后,不会有什么魂魄。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。傅咸字长虞(239~294年),是傅玄的儿子,也做过司隶校尉。他的诗并不好,但为人疾恶如仇,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,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,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