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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三十八章：巨变—汪逆出逃（求订阅、求月票）
眼看着又是一年年底，而现在眼看着战争依旧没有结束的意思，反倒是政府和大本营还在不断地扩兵扩兵再扩兵。
截止目前日军共有正规步兵师团34个，除近卫师团在东京、第19师团在朝鲜的罗南之外，其余32个师团全部调来我国，而在关内的24个师团主要是参加对徐州、武汉、广州等地的战略进攻和对占领地区的警备，在其国内又组成临时“留守师团”14个，即留守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6师团，同时还在朝鲜组成留守第20师团，以维持其后方治安和不断地向战地输送兵员。
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日军的兵力由区区25万直接扩展到了现在的近80万，直接番了三倍还要多，这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担。
无奈之下，以石原莞尔为首的部分高级军官期望可以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，在这些人的主导和影响下，大本营的一些决策者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，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，而这种改变则是这一年来的第三次变化。
早在１９３８年初，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，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》的强硬声明。当时可谓是牛逼哄哄，觉得中国没啥大不了的，尤其是蒋政府。
当时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，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，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。
此后，日本政府内要求“重新检讨对华政策”的呼声抬头，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，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，一改过去的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方针，表示：“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。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，更换人事组织，取得新生的成果，参加新秩序的建设，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”。
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，陆军省参谋部公布《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》，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：“以攻占汉口、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，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，切戒急躁。为此，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，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。”
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“以不扩大占领区”为宗旨，确定新黄河、合肥、芜湖、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，以西为作战地区。
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，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，同时加强航空作战，轰炸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，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，促使国民政府崩溃。
随后，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“军事打击为主，和平谈判为辅”，改为“军事打击为辅，和平谈判为主”，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。1938年１１月以后，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，和中国政府谈判，结束战争。
而面对日军方面以及日本政府的这种“诱惑”，中国国内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声音，而这几种声音都很响亮，但是态度却截然相反，甚至于导致了国民政府内部的彻底分裂！
中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：第一种看法是胜利论，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，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，赢得军事上的胜利。
第二种是亡国论，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，毕竟日本的实力摆在那里，中国不管是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还是其它层面都无法和日本相比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综合国力相差太大，不具备战胜日本的实力。
第三种是最后胜利论，这部分人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，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，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。
最后一种则是和平救国论，这部分人的想法就有些可笑了，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，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，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，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。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，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，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。
而最后一种理论在国民政府内部是很有市场的，因为信奉和鼓吹这种理论的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，此人在国民党内部可谓是位高权重。
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，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，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“和平救国”论看法不谋而合，国民党内对“是战还是和”的问题上，发生了重大分裂。
但由于“主战”和正义联系在一起，“主和”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，所以国民政府内“主战”派还是占绝对多数。在此情况下，汪精卫等“主和派”开始了自己独自的“和平工作”。
不过蒋在“主战”和“主和”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，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，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“和平工作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。所以蒋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“和平工作”的官员，使汪精卫的“和平工作”得以顺利进行。
汪精卫我们都很熟悉了，他除了在缔建民国时有过一段辉煌，后来的历史一直是忽左忽右反复无常。他个人的领袖欲极强，野心勃勃，但在政治斗争中始终不是蒋的对手，这是他一生引以为憾的事。而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后，汪精卫又一次感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。
就在中日双方相对无事的这段时间，就在双方都在舔伤口准备再战的时候，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堪称地震级的政治事件，汪精卫逃了。
汪精卫真的逃了，甚至于连国民党二号人物的身份也不要了，直接逃离了重庆。
汪是从昆明逃离中国的，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，一条由重庆飞香港，很捷便，但太冒险，像汪精卫这样的大员，军统局那都是时时刻刻关注着的，一旦汪有出逃的迹象，老蒋不会坐视不理的，所以不太安全。
而另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，先到安南（今越南），再图北上。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，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，才好行事。
在这之前，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，分别到各地看看。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，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，对国家无可贡献，很想换换环境；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，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，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，共产党势已坐大，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。
这陈璧君是个天生的演员，放在现代那绝对是一个奥斯卡影后的材料，在和龙云谈话的时候是边说边哭，龙云为之动容，向陈保证，如果汪先生来昆明，我很欢迎；如果愿意就此出国，我亦负责护送，一切决无问题。
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，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。先是周佛海、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。继之，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，由原改组派骨干、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，于１２月１８日带了陈璧君、曾仲鸣等飞昆明。
第二天，汪精卫、陈璧君、周佛海、陶希圣、曾仲鸣等，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，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、历时六载、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。
汪精卫出逃对于国民政府打击还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汪的个人威望虽然比不过蒋，但是此人在国民党内部权力还是非常大的，二号人物绝不是白叫的，此人出逃在国民政府内部造成了轩然大波。
消息传来全国震动，就连远在北方的周卫国等人也受到了影响，各地报纸杂志以及往来文件也多谈拢到此事，放到现在那绝逼是头版头条，就好像国内某个草根明星离婚的事情，哪怕是你不想看，不管是打开手机还是电脑，都是这样的事情，不看也不行。
关于汪精卫此人周卫国是见过的，之前武汉会战结束的时候，在晚宴上周卫国曾远远地看过此人两眼，但是却没有深入的交流，主要是周卫国不想和他说话。
你问周卫国知不知道汪精卫要当汉奸？
当然知道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作为天字第一号铁杆汉奸，汪精卫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是臭名昭著，死后也是遗臭万年，只要是渡过初中的学生那个不知道这个铁杆汉奸，更不要说是周卫国这种接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的军人。
甚至于周卫国不但知道汪精卫要当汉奸，而且还知道他将会在今年年底出逃重庆，然后到越南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，这一切周卫国都心知肚明。